佛教史研究的缺失现状，是佛教界的一个普遍现状，从古到今都是如此。佛教的发展本身有太多历史，但是因为佛教人士偏重义理及解脱，所以印度乃至中国，对佛教历史都不重视，这是佛教在人类历史流传过程中的普遍问题。尤其是印度，本来就不重视历史，缺少完整的历史资料，只有在经论中才能见到零星的、分散的佛教史料。

虽然世间没有印度史的记载，但是佛经中自然保留了相关的信息，所以要研究印度佛教史，从经典和一些著作当中可以看到一部分。如果看得多，就可以大概梳理出印度的佛教历史状况，所以佛经中实际上是保留了印度佛教历史的。当然，靠这些佛经还远远不够，所以中国到印度取经的大师们记录的资料，也成了恢复印度佛教历史的原始资料。

中国在这方面比印度相对好一些。中国比较尊重历史，注重记录历史的影响。中国古代有《高僧传》《译经史》《佛国记》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有禅宗的《传灯录》，等等，都是简单的历史资料。《高僧传》从南北朝梁朝的时候开始，一直记录到唐代的道宣律师，宋代也有《宋高僧传》。

中国虽然有简单的历史资料，比印度好一点，但是系统完整的佛教历史资料几乎没有，这也是佛教最大的一个问题。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有历史，能够保证把一个朝代从始至终发生的相关人事乃至制度、风俗、文化都记录下来；《二十四史》都是官方记载的。

但是记录佛教历史的人物就没有出现过，这是佛教的一个悲哀。

佛教是最有历史的，佛教历史也是最值得记载的，但是居然没有人去记载，这当然也是佛教本身的特点决定的。因为佛教注重理论，注重个人生死解脱，它不太关注佛教的影响怎么样，对后人怎么样。其实这应该是有大悲心的人，有宏观思想、能为佛教长久做事的人，才可能做这种事。

《中国佛教史》的作者蒋维乔有一段话，也能够说明这种现象：

我国佛教，自汉代输入以来，于教理方面，特别发达。

我国佛教自汉代输入以来，理论就特别多，也很发达。佛教来源于印度，但实质上佛教兴盛发达的地方在中国，印度的佛教早就衰微了，而佛教在中国依然长盛不衰；现在佛教的重镇、佛教的中心，还是在我们中国。蒋维乔说：

且有潜心冥悟，融合西来之义谛，独自成宗者，如天台、华严是也。

潜心冥悟就是通过修行，我们讲的静坐、禅思冥想，然后融合西来之义谛，西来就是达摩祖师的思想，达摩称为西来祖师，是从西天而来的。义谛都阐述在里面，就是中国有祖师把禅宗的理念以及禅心冥悟跟经典融合，独自成立宗派，就是天台、华严。他们依据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，再融合冥想、冥思、修证以及禅宗的一些理念，合为一体，独自创立宗派。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色，八大宗派的兴起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独特现象。他接下来说：

至于历史，则数千年来，事实复杂，向无有系统之典籍，可供参考。欲从而研究之，正如暗中索物，不易获得。

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，很少有系统的典籍来研究、记载历史，所以要去寻找佛教的历史轨迹非常难，这就是佛教的一个现状。

此其故，由佛教徒缺乏历史观念，在印度已然，我国人亦受其影响也。

这就是说学佛的人缺少历史观念。这说明学佛人其实在人才方面是有偏颇的，世间人在这方面会比较齐全，什么人才都有：从政的，经商的，做文化研究的，做历史记载的，做制度制定的。那么佛门呢？佛门基本上人才就比较局限在几方面：研究义理的，注重实修的，修福报的，做艺术造诣的，比如建庙、修佛像的人，但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非常少。

这是佛教史研究当中的一个缺失，大家有个了解。所以真正想找到一部好的佛教史不容易，因为佛教本身就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