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市面上有一本书，望月信亨的《中国净土教理史》，是一部代表著作。我们要了解佛教教理的演变就可以看看这本书。当然它这个教理史涉及的面比较广，净土宗从经典，然后到历代信仰净土的人，所有对净土不同的观点，它都有说明。

我们要了解一个宗派，就应该适当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资料；不了解的话，就不知道同样一个法门，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观点。现代人为什么也有不同的观点？其实历史上就有，不是现在才有。我们把历史看清楚、了解清楚之后，就知道现在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，那怎么去应对？其实古代的祖师都有相应的说明。

现代人学佛法，学得很浅，碰到不同的观点没有办法取舍，不知道哪个对、哪个错，就是因为对古代祖师的著作不了解的缘故。当我们了解古代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人物派系之后，再来应对现代的人，就非常容易了。

教理史是我们学佛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，不管学哪一个法门，哪一个宗派，至少对本门的教理史要清楚。

佛经翻译史，这方面可能涉及的人比较少。佛经的翻译史是很漫长的,第一部被翻译的佛经是《四十二章经》。这部经翻译的具体时间，目前还不确定。佛教是公元67年传过来的，当时有印度的两位高僧到来；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8年就开始有《四十二章经》了。佛经的翻译是在宋朝结束的，大概是公元1111年。从公元68年到公元1111年，持续一千多年，所以译经的历史是非常漫长的，翻译的佛经也非常多。

佛经从印度传入中国，但大量翻译佛经的历史不仅在中国有，其他国家也有。佛教有三个大的体系：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、南传佛教，都有佛经的翻译。我们这里讲的，主要是中国汉传佛教的翻译史。

藏传佛教也有译经。佛教是在唐代时传到西藏的，当时印度佛教已经开始进入衰微时期，大量印度高僧就转移到西藏，到西藏之后又重新开始翻译经典。

在汉传佛教中，先是把佛经翻译成汉语，后来又翻译成蒙文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，汉藏之间也有互译。所以，翻译史在佛教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。

中国历史上记载佛经翻译史的就是“众经目录”。“众经目录”出现得很早，在道安大师以前就有了，都是出家人记载的。

出家人知道佛经的重要性。佛经流传久了，很多就会散失。古代不像现在有高超的印刷术和保存书籍的方法，古代的书都是靠手写、手抄流传，要保存一本书也是非常困难的，一不小心可能书就丢失了。那个时候到底有多少本书在世间流传，也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统计。古代信息不发达，交通不便利，资料保存很有限，要统计有多少部佛经是非常难的。

在道安大师以前，古人就开始收集整理佛经的数量，佛经翻译的作者、年代，等等，这样就形成一类佛经翻译史的资料，叫“众经目录”，也就是综合记录这些经典的目录。我们引用唐代智昇法师的一段话，来说明“众经目录”的意义：

目录之兴也，盖所以比真伪，明是非，记人代之古今，标卷数之多少，摭拾遗漏、删夷胼赘，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序、提纲举要，历然可观。

这个资料说明，“众经目录”是要辨别佛经真伪的。“众经目录”里分辨哪些是真经，哪些是伪经，早期就开始区分了。因为经典在世间流传很广，有些人就制造伪经，我们现在可能也会听到一些伪经，其实它在古代就有了。

佛经的真伪靠谁来辨别呢？怎么来辨别呢？这就需要有眼光、有慧眼，要知道佛经的一些基本元素。

首先，佛经的开头一般都有“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……”这就是佛经的一个通例。但当我们看到伪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时，就无法判别它的真假了。不过也有些伪经没有上面这段话，说明制造伪经的人不了解佛教的体系，编不出这样的话。第二，佛经的理论体系非常清晰，我们看其中的名词、术语就知道一部经是伪经还是真经。分辨佛经的真伪，需要我们有智慧眼。

高僧大德收集这些资料后，就能够分辨出真伪，哪些是真经，哪些是伪经。然后，“明是非，记人代之古今，标卷数之多少”，这样就把古代的这些经典记录下来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，经典有多少就很清晰。

东晋、西晋时期即有经录出现。东晋时期道安大师的《综理众经目录》，是现存最早的、也是第一本“众经目录”。以后经录不断，梁朝、隋朝、唐代、宋代都有，唐代比较多，比如道宣律师的《大唐内典录》。古代的高僧很关注佛经的统计和翻译状况，每个时代都有人在做经录的工作。

经录反映了整个佛经翻译过程中相关人事、经典等的简要历史，它主要记载了有多少部经典，每一部经典是由谁在什么时候翻译的，这部经典有多少卷等。经录里有很多重复的记载，也有很多不准确的记载，所以现在有些人在做考证和比较。

比如玄奘大师翻译了多少佛经，后来的资料相对比较准确一点，早期的就不太准确，说法不一。有记载玄奘大师总共翻译了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，但是有两卷是写的，不是翻译的，就是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他实际翻译了一千三百三十三卷佛经。

另一本具有代表性的经录是道宣律师的《大唐内典录》。还有一位公认的人物智昇法师，他的《开元释教录》出现在开元年间，比道宣律师要晚一点，大家认可他的译经目录记载得比较好。另外，《出三藏记集》也是比较早的经录。

宗派史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别现象。中国佛教称为宗派佛教，有八大宗派——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三论宗、唯识宗、律宗。宗派史在印度其实也有，不过它不叫宗派，叫部派，还没有形成宗派。

前一段时间大家学《印度佛教史》就知道，早期佛陀在世时只有整个僧团，没有分裂。佛陀一离开世间，僧团就开始分裂，观点不一，形成了印度的部派佛教史，当然也包含了大乘、小乘的分化。甚至最后密宗的兴起，都是印度佛教史中存在的一种现象，这个现象跟我们中国的宗派史有点类似。

中国佛教从隋唐时期就出现宗派历史了，这个是佛教界普遍公认的。最早的一个宗派就是天台宗，创立者是智者大师；然后是三论宗，由吉藏大师创立。天台和三论这两个宗派都是隋朝时期就兴起了，其他六个宗派是唐代兴起的。现在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《中国天台宗通史》《中国净土宗通史》等八宗通史，这就是宗派的历史。

《中国净土宗通史》是山西大同的陈扬炯教授写的，陈扬炯教授有点佛教信仰，也有点净土信仰，据说最后念佛往生了。他写了一部《净土宗通史》，跟净土还是很有渊源的。《净土宗通史》是唯一一部对善导大师有正面介绍的通史，其他介绍净土宗的著作很少有介绍善导大师思想的，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接触到，而陈扬炯教授接触到了善导大师思想，也看过善导大师的一些著作，论述相对是比较客观的。要了解净土宗通史的，陈扬炯教授的这本书可以看一看。

宗派史涉及的面比较广，包括一个宗派的起源、传承、相关人物、相应的教理，乃至正依经典、行为仪轨，等等，都是属于宗派史的范围。比如我们学净土宗，至少要知道净土宗的三部经典，净土宗的源头，净土宗相关的传承、人事，相关的祖师著作，这些都要知道，这样才会对一个宗派有一个完整的了解。

僧团史方面的资料相对少一点，但是僧团史在佛教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僧团的形成、发展、演变等历史，从释迦佛出世到我们现在有两千多年了，在这个世间，僧团是流传最久远的一个团队。

我们世间有些人在研究企业团队时发现，有千年的寺院，没有千年的企业，就是说佛教寺院的传承，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企业单位。最古老的企业单位也就一两百年，但是佛教的寺院，例如中国的白马寺就有一千多年了，至今还保留着。寺院为什么能一直保留下来，一直传承下来，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是佛法的力量、僧团的力量。如果没有僧人，寺院也就保存不下来了，所以僧团在佛教的传承当中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我们知道佛法僧被称为三宝，当然，从释迦佛出世到他现在的延续，其实都是出自佛的功德力量，但是凡夫众生已经没有办法用肉眼再接触到佛了。佛讲的法在经典里面，如果你不看经典，不学习经典，也就见不到法。但是僧人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，他可以把佛彰显出来，把法的功德利益彰显出来。通过认识僧人，我们就可以了解佛法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三宝当中，现在僧宝起了核心的作用，僧宝可以贯穿三宝。当然，僧宝不能代表佛，但他可以代佛说法，佛的经典宣扬出来之后，佛法就彰显出来了。

因为僧团的力量影响，才可以使佛法传承下去。现在已两千多年，还要继续传承，到末法一万年，这就说明僧团在佛教当中的价值是非常大的。

要了解僧团的历史，从印度到中国都可以去了解一下。印度佛教形成部派佛教的这一过程，以及中国佛教从早期的翻译经典，研究理论，然后形成学派，到最后形成宗派，这些过程也是佛教演变历史当中必然存在的。

僧团涉及戒律、威仪、生活习惯、服装变化等。像中国的出家人穿的衣服——三衣，就是被改造过的。西藏的密宗，他们就保留了印度佛教三衣的一个风格。日本佛教又作了改变，日本佛教的三衣，袈裟有多大？在胸口挂一块小布就可以了。不做佛事的时候就把它取下来，做佛事时就拿出来挂上，像一个披带一样，相当于我们现在打的领带一样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装饰。这个就是为了适应当地民俗做了一些改造。

僧团史当中有几个重要的现象，值得我们学佛人关注，尤其是出家人。居士可能关注得比较少。出家人要重点关注的有几点：第一个就是原始僧团，五比丘、千二百五十人。大家知道最早的僧团是从哪里来的？最早的僧团是多少人？就五个人。释迦佛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，然后有五个人剃度。这五个人是哪里来的？就是释迦佛出家之后，他的父王想追他回宫，就派了五个人去追他，但是这五个人劝佛回去没有成功，也就没有回国了，就跟着佛陀一起修行了。佛陀悟道之后，这五个人就跟随佛陀出家了，这就是最早的僧团。五比丘是：憍陈如、马胜比丘、跋提、十力迦叶、摩诃男拘利，这五位称为最早的僧团。

佛讲僧团要五比丘共住，其实第一次剃度的五个人就刚刚形成一个僧团的规模。佛门的僧人，一定要有一个团队才能称为僧团，最少就是五个人，当然也有说四个人的，就是四人以上。佛陀时期具备了最早的僧团，后来发展成一千二百五十人。

我们诵《阿弥陀经》，其中提到一千二百五十诸大弟子，这一千二百五十人是怎么来的，也得了解。这一千二百五十人都是外道转过来的，其中耶舍长者有五十人，优楼频螺迦叶有五百人，那提迦叶有二百五十人，伽耶迦叶有二百五十人，舍利弗有一百人，目犍连有一百人。耶舍长者他们都是外道的头目，后来依止佛陀出家之后，整个团队全部依止佛陀，这就成了最早的一千二百五十人僧团。佛陀走到哪里，这一千二百五十人就跟到哪里，这是一个庞大的团队。

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现在中国的出家人都像印度那样托钵化缘的话，那满街都是出家人了。佛陀住世时，一千二百五十人跟着佛陀，一起出去托钵化缘,是很壮观的一个景象。托钵化缘的这种方式不适应现在中国的国情，所以中国佛教有很多改变。

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后，对印度佛教就有一个根本的认识。印度僧团后来出现了分裂，就是部派佛教，出现了上座部、大众部乃至二十部的分裂，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印度佛教的一个现状。印度佛教后来形成中观、唯识两大派，这是印度佛教思想形成的两个团队。

我们知道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，去的最重要的一个寺院就是那烂陀寺。那烂陀寺是什么派的？是唯识的，瑜伽派的。当时的那烂陀寺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寺院，其中也有中观派，只是中观派不占主流。中观和唯识曾经在那烂陀寺有过辩论。

中观和唯识相对来说，表面看是独立的，其实他们相互有影响，彼此之间也有融合，唯识里面也有中观思想，唯识最后的思想也是中道。中观、唯识，空和有，它也是取中道。那么中观的思想也是空和有，居于中道，不然的话它这个思想都是有偏的。这是印度僧团的一个状况。

接下来看我们中国的僧团，有很多就值得关注了。大家生在中国本土，就要了解中国佛教历史，至少中国佛教历史上重要的一些现象、人物、团队应该知道一点。这里提供几个思路，大家有兴趣可以适当关注。

第一个有影响的就是道安大师的僧团。道安大师是第一个官方翻译佛经的代表，不过僧团不大，但是是官方支持，派了大臣来护持的一个团队，集中起来翻译佛经。道安大师不通梵文，但他的文笔比较好，教理基础深厚，他是一个组织者，这是一个正规的译经团队。

道安大师之后就是鸠摩罗什大师，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个译经团队。这个僧团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，少则八百人，多则五千人，普遍的说法有三千人。鸠摩罗什团队里面，很多重要的译经大师都跟道安大师有关。因为道安大师早期的僧团中培养了很多人才，所以鸠摩罗什来翻译佛经，他的规模大，译经的质量高，跟道安大师奠定的基础有密切的关联。如果没有人才的话，这时佛经翻译的质量达不到那么高。历史上有一个典故，当时有一句话，形容佛经的原文翻译就是“天见人，人见天”，翻译出来后大家都不满意，最后鸠摩罗什手下有个人叫僧叡，他就把文字改了一下，叫“人天交接，两得相见”，被大众团队乃至鸠摩罗什所认可。可见鸠摩罗什团队的文字效果非常好，这个团队的人才素质非常高。

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物，叫四圣八杰，也就是四个圣人，八个杰出的人物，都在鸠摩罗什团队里面。后来四圣八杰中的有些人离开了，我们知道其中有个重要的人物道生法师，就是“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”中的生公，就是从鸠摩罗什团队里面出来的。

你了解了这些人物，就可以把整个佛教史当中很多重要的人和事串联起来了，包括它们的前后关系。

还有庐山慧远大师的僧团，这是跟我们净土宗有关联的，净土宗最早的一个团队就是在庐山东林寺，以慧远大师为首的一百二十三位高显，大家集体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

为什么叫高显呢？因为它是第一个由出家团队和在家有影响的居士组成的团队，出家团队是慧远大师组建的，慧远大师是道安大师的弟子，所以跟道安大师也有关联。他们本来都是从北往南走，因为战争的原因，要转移。走到中途的时候团队太大了，由于影响、生存等各方面因素，导致道安大师做出一个决定，大家各自选择出路，分成两个团队。

慧远大师带了一个团队，准备往广东走，结果走到江西庐山就停下来了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。庐山东林寺是净土信仰的一个集中地，慧远大师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，当时是东晋时代，北方是鸠摩罗什为代表，南方就是慧远大师为代表，相当于两个佛教文化重镇。这两个团队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

后来僧团有代表性的，就是宗派佛教了。一个是天台智者大师的僧团。其他宗派没有形成明显的团队，它们有思想的传承，但是团队建设、团队人物的影响没那么大。智者大师是有团队的，他早期在南京待了几年，讲经说法，后来就到浙江天台山去闭关八年。这个时候是有一个团队跟随他一起走的。

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待了八年之后，皇帝又请他出来讲经说法，他从天台山出来，又到了南京。

中途辗转几个地方，就讲了《法华经》相关的著作。“天台三大部”就是他再次出来之后，讲法的一些记录。了解一下天台智者大师这个团队，就知道天台思想是怎么形成的。

到了唐代，就是玄奘大师的译经僧团，这个团队我们可以了解一点。玄奘大师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物。他不仅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乃至在世界历史上，影响都非常大，我们中国人对他的评价是思想家、旅游家、翻译家，如果从佛教来看，他还是一个宗派的创立者——唯识宗的创立者。

玄奘大师是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最多的大师。一般对佛经来源不了解的人，以为玄奘大师是唯一一个佛经的翻译者，很多中国人认为，所有佛经都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那是一个误解。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起步很早，东汉就开始了，玄奘大师只是其中的一个人物而已。但是他翻译的佛经在中国影响面比较大，大家熟读的《心经》，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。鸠摩罗什也翻译了《心经》，但鸠摩罗什翻译的《心经》，就不如玄奘大师翻译的流通广。但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其他经典，都比玄奘大师翻译的流通广，这是一个特殊现象。

玄奘大师当时还有一个观点，就是以前的佛经翻译都不太准确，都要禁止流通。这个观点可能有人不知道，看了有关玄奘大师的历史书籍就知道，因为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之后，发现我们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，有些音译不太准确。

他到印度取经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要了解印度佛教的原始状况，当时佛教界中存在义理分歧，他要去决断。所以取经回来之后，他的气势非常高，也很自信。他在印度求法经历的时间非常长，接触的内容非常广，除了那烂陀寺，印度几个大的寺院（印度当时并不是统一的），各个地方他都走过。好像他在那烂陀寺待了五年，然后又到了其他地方。他回来之后，就觉得前期佛经翻译存在一些问题，全部要取消，禁止流通。

当时佛教界有一位出家高人，就讲了一句话：“既然以前的有问题，那你现在来重新出家，连你出家都有问题。”这就是说很多人对他的这个观点是有看法的，都不太认可，这样就阻止了这件事情。以前流通的就各自流通，玄奘大师也就不再过问这件事了，就翻译他自己带回的经典。

玄奘大师是以唯识宗的思想为主，当时在译经过程当中人员变动很大，早期有五六十人，这是多的时候，少的时候就二三十人。

他的这个团队跟鸠摩罗什的团队明显不同的在哪里？鸠摩罗什的团队非常大，三千到五千人；玄奘大师的团队只有二三十个人，多的也就五六十个人。一个是大众团队，一个是精英团队，玄奘大师是集中精力翻译佛经的，译场中没有闲杂人员。鸠摩罗什的团队为什么那么大呢？实质上他是一边翻译，一边讲说，他叫译讲同施，就是翻译和讲解同时进行。

所以鸠摩罗什的团队翻译出经典之后，经典马上就开始普及，开始讲解，同时大量的著作也就出来了。

我们看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，前面都有序。鸠摩罗什翻译的很多著作都有注解，都是他下面的这些弟子注解的，当时的僧肇法师、道生法师、僧叡法师，这几个有名的人物，他们就写了序言，乃至相应的注解，等等。所以鸠摩罗什这个团队跟普通的翻译团队有点不一样，就是讲、说、写都有。

玄奘大师的翻译团队也有这些，但是规模没有那么大。它主要是在内部进行，内部翻译出来的也有讲，玄奘大师自己讲，边翻译边讲解。

这两个团队是中国译经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团队，作为出家人，要了解中国佛教的状况，应该要了解一下。

除了这些团队，中国佛教还有一种现象，是作为僧团现象要了解的，就是百丈丛林清规，就是丛林制度，这是禅宗的代表人物百丈禅师兴起的。丛林制度是僧团的一个内在管理标志，我们要了解僧团是怎么运作的，丛林制度就是一个范本。

现在我们佛教的制度建设比较薄弱一点，一个是僧团的力量比较弱，第二个是制度的传承也比较弱，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人的根机也比较差，守规矩非常难。

现在的人都比较讲自由，佛门也想讲自由，规矩的执行就有难度。但是僧团要建设好，戒律制度是少不了的，如果没有戒律制度，你说你的僧团好，怎么好得起来呢？但我们现在人又做不到古代那种严持戒律的程度，怎么办呢？

这个就要根据现在众生的根机，要在传统制度里面吸取有用的，再结合我们现在的情况做一个取舍。丛林制度，是作为出家人应该要去了解的，尤其是任职的，做管理的，甚至以后要担任寺院负责人，要教化一方的，这些要知道。你不知道这些的话，我们出去弘法利生，就连教化别人，你都无从下手。甚至佛门的问题怎么改进，怎么管理，怎么推动佛教的发展，这些也跟制度有关联。这是比较大的几个僧团现象。

后期我们净土宗的念佛僧团，这个也值得我们净土宗人关注。像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彻悟大师建立的一个专修团队，然后就是印光大师在灵岩山的团队。印光大师的灵岩山名气有，但当时的团队其实并不大，同时印光大师也是晚年快要往生时，才到灵岩山去常住的。他既不是住持，也没有参与寺院内部的管理，但是他是一个精神领袖。住持请印光大师来指导灵岩山净土宗建立团队，他就定了一些规矩。所以灵岩山跟印光大师的因缘非常深，相对来说是印光大师的理念执行的一个地方。

除了僧团，在清朝时期，我们中国的居士团队很多。“愿将东土三千界，尽种西方九品莲”这句话就是一位居士讲的。居士组织团队集中学净土、念佛，叫念佛莲社，是效仿庐山慧远大师的遗风。在民间组建了很多这样的团队。有本书《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佛教僧团研究》，就是与这方面相关的历史著作。研究僧团史的人比较少，如果佛门内部有人感兴趣，可以去研究、去了解。

（一）佛教的编印史

编印史是关于编印、编辑、印刷佛经，乃至大藏经这方面的历史，这就要了解整个佛经的演变发展过程。

佛经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，最早的佛经是释迦佛涅槃之后，阿难、迦叶尊者召集五百比丘结集佛经，然后形成文字记录下来的，这就是最早的佛经。在印度早期是以贝叶记录的，贝叶是一种叫贝多罗树的叶子，可用于记录事情，用贝叶记录的佛经称为贝叶经。

佛教传到中国，佛经被翻译为汉文后，早期是抄写在竹简、绢布上，然后装订起来，这样佛经才得以保存下来，一直到隋唐时期都是如此。到了宋代，印刷术发达，有了造纸术，这个时候佛经才开始正式印刷。所以，佛经真正的大量印刷，是从宋朝开始的。宋朝就开始整编收集大藏经了，最早的大藏经就是从宋朝发展起来的。

研究这一方面的历史，就成为佛经结集编印史，在世间有这方面相关的资料。《佛教大藏经史》就是专门研究大藏经的，还有《汉文大藏经的编藏理路及其演变》，也是在说明大藏经的演变过程。如果加上日本的《大正藏》《卍续藏》，那历史资料就更多了。这方面可能学者比较关注，我们学佛的人关注得比较少。

（二）佛教的文化史

这方面内容比较多。佛教本身就是人类的一大文化，乃至影响世界的文化，所以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，由此形成了众多的文化历史现象。

跟佛教有关联的文化有几方面，第一是哲学思想，第二是文学作品，第三是文化现象。哲学思想，就是搞哲学研究的人，他们会去研究佛教，他们会把佛教定义为一种哲学，觉得佛教这种哲学挺好的，有很多思想是世间哲学没有的。像现在我们国内有两种倾向，参考西方的观点，一个是唯心主义，一个是唯物主义。他们就会把佛教定义为唯心主义，把马克思思想定义为唯物主义。其实佛教既不是唯心主义，也不是唯物主义。

那佛教是什么呢？世间的唯心主义，名词跟佛教有点相通，佛教也讲唯心，万法唯心，但是佛教的唯心跟世间的唯心是不一样的。佛教是依正一体，心物一体的，就是心和物是一体不分的。我们看极乐世界，黄金为地，七宝池、八功德水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想吃的时候就有，不想吃的时候就没有，这个物和心是连带关系，心动物就动了。世间这个唯心唯物的观点，跟佛教有本质上的差异。

我们看学术圈子，现在还有一种说法：佛教也是唯物主义。他们发现佛教其实并不是唯心，而是唯物的，当然各种评论、观念都有。这就说明佛教的思想对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还有一个就是文学作品，在我们中国也很盛行，像《文心雕龙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里面都有大量的佛教思想，尤其是《西游记》，记载唐僧一生的故事，是一个典型的佛教题材的文学作品。另外还有一些文化现象，比如唐代的诗，宋代的词，宋元的戏曲以及明清的小说，这些都跟佛教有很多关联。

李白、白居易的很多诗，都是从佛教里面来的，佛教的禅宗意境，就进入到他们的诗词里去了。还有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名词、术语、成语之类的，也有很多是来自佛教。甚至民间习俗，像腊八节，也是来自佛教。

佛教已经贯穿到整个中国文化当中去了，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。单纯来看，它是宗教，但是它跟中国乃至世界有缘的地方，都发生了深厚的融合。

佛教融入文化的各个层面，上至整个文化核心的部分——哲学，下至民间风俗，都跟佛教有关联。民国时期的代表人物胡适，他在写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时候，只完成了上卷，下卷就没法写了，因为他不了解佛教。因为下卷就涉及宗教这一块，不了解佛教就没法写这本中国哲学史，所以他这部著作是不完整的。这说明不了解佛教，对整个人类思想的了解就有缺陷。

后来胡适就转向，来研究禅宗的两位代表人物，神会和尚和六祖大师。他为什么研究这两位人物呢？因为神会和尚被认为是禅宗立宗的标志；而六祖慧能大师的《坛经》，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很大。在佛教圈子里，大家都公认六祖慧能大师是禅宗的标志，但是在学者的观念当中，他们认为神会和尚才是禅宗南禅立宗的标志。因为神会和尚在河南有一个大的辩论，南禅跟北禅的辩论，辩论胜了之后，才算是南禅的正式定位，被皇帝认可，然后南禅开始取代北禅。

在六祖时代，大师本身的影响并没有神秀的影响大，神秀是在宫廷做帝王之师的，而六祖大师是在南方广东一带边远地区弘法，他在佛教界的影响，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突出，反而是神秀的影响更大。神会是六祖下面的一个弟子，在河南辩论之后，慧能大师的地位才凸显出来。学者们就认为神会是一个关键人物，是神会决定了南禅的正统地位，所以胡适就开始研究神会的思想，以及他与《坛经》的关系。

这也说明研究哲学的人，他必然要研究佛教。现在市面上，有很多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著作，比如《佛教与中国文学》《论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》《中国哲学史之佛教》等，都是在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一些现象。

身为出家人，可能要了解多一点：第一是了解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。第二是我们要面对中国这个大背景去弘扬佛法，就要知道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客观存在当中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思路。现在中国也在提倡复兴中国文化，文化怎么复兴呢？这就涉及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。如果对中国文化不了解，就会脱节，因此可以借鉴佛教在古代对中国文化影响的方方面面，然后思考我们现在怎么去建设、去推动佛教文化，以及带动世间的文化。当然中国的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儒释道三家，这三家当中，佛教的影响是最大的，当然这个影响最大的不是在官方，而是在文化层面，在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上。

儒家虽然从世间层面讲影响是大的，但儒家的思想境界和认知，没有佛教这么博大精深，所以它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。很多儒家人士最后必然走向学佛的道路也在于此，因为它的境界有些达不到，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。第二，儒家人士总是抱着治国、平天下的理念，当他的理念实现不了的时候，心里是很郁闷的，知识分子的郁闷是很难解决的，而解决的唯一办法，就是佛教的超脱、解脱。

大家去了解就知道，中国历史上很多文人士大夫，他们遇到了挫折，遇到了烦恼，被贬、流放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研究佛经，就开始关注佛法了。因为人生不得志啊，烦恼来了，要化解烦恼，而儒家没有办法化解，不但化解不了，反而让他更烦恼，因为他很想参与治理国家，平定天下，但是生不逢时，就觉得自己不为所用，他这个烦恼没办法化解，找不到出路。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重要的人物韩愈，韩愈曾经极力反对佛教，当时皇帝要祭拜舍利骨，韩愈是专门上表反对的。韩愈后来被贬到现在的潮州，广东一带，当时是很偏远的地方，应该是蛮夷之地了。韩愈被贬到那里之后，就去找当时有名的法师大颠和尚，他就经常到大颠和尚那里去请法。他以前反对佛教，被贬之后就开始接触佛教了。这也是中国的文化现象之一，说明佛教对文人、士大夫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当然佛教不占主流，不成为官方意识，这也是另外一种现象。

（三）佛教的建筑史

建筑史涉及的面很广，印度、中国乃至日本等各国的寺院、宝塔、经幢、石窟寺等，各类建筑相关的历史，都可称为建筑史，只要是涉及建筑面的。佛教一兴起之后，就有大量的建筑兴起了，因为人要住，僧团要安住。在印度有精舍，如果从印度讲，最早的精舍就是建筑史的一个起源。印度佛像，也是建筑之一，造佛像。包括印度有大量的古迹，可能朝拜过的人知道一点，这些是佛教圣迹，还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古建筑，这些也算是建筑的历史。

中国历史上记载建筑相关史料的，有一部著作就是《洛阳伽蓝记》，这是北魏时期杨衒之撰写的，写于东魏孝静帝时期，就是南北朝时期，北方东魏，跟昙鸾祖师的时代差不多，昙鸾祖师生活在从北魏过渡到东魏的时期。他专门写洛阳的寺院（伽蓝就是寺院），记载洛阳寺院的一些历史。书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伽蓝，分城内、城东、城西、城南、城北五卷叙述，对于寺院的缘起变迁，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逸事、奇谈异闻都有记载。它是集历史、地理、佛事、文学于一身的散文体史书，跟前面讲的纪传体和编年体都不一样，它是散文体的。这是佛教最早的一部关于建筑方面的历史书。

近代研究佛教建筑的著作就很多了，有《中国佛塔史》《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》《汉唐佛寺文化史》《藏传佛教寺院考古》等，这些都是研究建筑的，佛门对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少。

我们到西安朝拜祖庭的时候，去了大慈恩寺的大雁塔，当时听到一个故事。大雁塔在历史上曾经有倾斜，倾斜了一米多，但是大雁塔在不断地自动恢复，开始它是向左边倾斜，现在逐步逐步地向右边恢复，距离正中轴大概还有几十厘米。据当时的工作人员介绍，预计再过多少年，大雁塔又会恢复到正位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雁塔的设计非常奇特，它的塔基底下是圆弧形的，就是不倒翁的那种设计理念。也就是说这座塔是不会倒的，它可以偏斜，偏斜到一定时期，它的重心就会反弹过来，就像个不倒翁，你把它压下来，它又反弹回去。这就说明玄奘大师对建筑的设计理念是非常了解的。而且大雁塔是玄奘大师亲自设计建造的，它是仿照印度的古塔，当然也结合了中国的传统。这也说明古人不仅会讲佛门的教理、讲理论，很多世间法也是非常精通的。包括我们知道的善导大师，龙门大佛的雕刻，他也是参与了监造，当然，这是石刻艺术。

网络上有一个资料，据说中国北京的古城是一位出家人设计的，整个北京城的布局，从风水、从整个结构来看，是有一个出家人参与其中的。

（四）佛教的艺术史

这方面的内容特别多。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诞生而产生，其主要形式为寺院艺术和石窟艺术，这是两大类别。寺院艺术包括建筑。

佛寺和石窟，又都融建筑、雕塑和绘画于一体，因此佛教艺术泛指与佛教相关的建筑、雕刻、绘画、文学、书法、音乐等艺术作品。从现代艺术作品来看，佛教艺术作品是最多的，现在流传在世间的，有大量的佛教艺术作品，而且是珍贵的、稀有的、世界级的佛教艺术珍品。像敦煌石刻、壁画、龙门石窟、乐山大佛、大足石刻，还有云冈石刻、莫高窟，等等，这么多珍贵的历史文物，都是受佛教影响创造出来的，所以佛教的艺术价值是非常广泛的。

现在研究佛教艺术的人也很多，市面上可以见到一些这方面的著作，比如《佛教与艺术》《中国佛教艺术思想探源》《石窟艺术》《敦煌图像研究》《中国唐卡艺术》，等等，这些都是跟有名的佛教艺术作品有关联的。

出家人除了学习教理，念佛往生，适当地出去走一走，比如我们到龙门石窟去看一看，确实感受还是不一样的，跟看图片效果是不同的，跟看电影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电影、图片、绘画和看现场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。

前一段时间在云南，我遇到一位居士，他到印度去参访那些古迹，一见到印度的那些古寺院、有历史痕迹的地方，就犹如来到佛陀的脚下一样，非常感动。那种感受，和在国内看电影、看资料完全不同，现场的摄受力还是不一样，会感受到佛陀的加持力依然非常强。我们要去感受古代祖师的这种威德，这种摄受力，可以从他留下的作品、遗迹去感受，会不一样。

艺术方面，现代社会也有新的东西——电影。古代没有电影，现在有电影、视频，出家人在这方面可以关注一点。现在要弘法，需要借助网络，视频、电影就是非常重要的方式。现在佛门非常缺这方面的人，世间的电影业发展得非常好，而佛门的电影制作都比较粗糙，好不容易制作出一个人物传记，一看不上档次。本来佛门的人很想看佛门的电影，但是一看拍成这样，也没兴趣看了。

在佛教艺术方面有两个代表人物。一是善导大师，他监造龙门大佛，可以看出善导大师对建筑艺术的造诣是非常深的。他不仅仅是一个念佛人，是净土宗的祖师，开宗祖师，他对监造的这个石刻、佛像的外在形式要求和佛菩萨的悲心的表露，也是非常特别的。我们看龙门大佛的雕塑，确实跟其他佛像是不一样的。

第二个人物，就是近代有名的弘一大师，他是集各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一个人物，非常独特。他集书法、音乐、篆刻、戏剧于一身，当然这些是他出家之前就有的功底。出家之后，大部分舍掉了，唯一保留的就是书法，这应该是印光大师跟他说过，他为此请教过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告诉他，书法可以利益众生，可以保留，而其他的在佛门中就用得很少了。

1、专史与通史

任何一本史书都有兼容性，大体可以分为“专史类”和“通史类”。“专史”是主导一方的，是某一个领域的研究。比如教理史，专门研究教理的，它就是专史了；还有地域史，比如专门研究印度佛教的，专门研究中国佛教的，都属于专史。

还有一些属于“通史”，“通”就是面面俱到，什么都有。比如《中国佛教通史》《世界佛教史》，它们就属于通史。通史当然有大小，《中国佛教史》算是通史，《净土宗通史》也算通史，它们是有关某一个领域的通史。

从前面的分类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对世间的影响，涉及面非常广。但是研究佛教历史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世间人，佛门中研究历史的人很少，这反映出佛门人才严重不足的一面。这也是佛教的信仰决定的，大家比较关注信仰，关注理论，对历史、对这些事件，尤其是世间学问，比如建筑、寺院、艺术，佛门中人不太关注。但世间人比较关注，现在很多人也在研究。

出家人有兴趣的话可以适当地了解，甚至在某些方面也可以去研究。比如说教理史、僧团史、宗派史，这些是可以去研究的，因为这些跟我们学的有关联。如果在某些领域感兴趣，就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研究，可以站在出家人的立场来写历史，会跟世间人写的历史不一样。我们看世间的历史书都会发现一些问题，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因为作者的信仰与否和对佛教了解的深度，就决定了他写的历史书是有局限性的。

2、学习佛教史的必要性

佛教史涉及的面非常广，我们就来谈一谈学习佛教史的必要性，也就是为什么要学佛教历史。有很多人说，我念佛往生就可以了，我啥都不想学了。当然，对个人来讲，对往生来讲，我们知道念佛往生当然就够了，但是如果要弘法，要住持佛法，要让佛法在世间立足，那就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。

佛教史对于我们学佛人来讲，有没有必要学习？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都有个人的想法，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学佛教史。但是最近大家学了《印度佛教史》之后就发现，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学，有很多东西值得了解。学习佛教史的必要性，到底有哪些方面可以让我们去思考、去关注呢？下面就来说明一下。

首先要了解历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，要了解文化必然跟历史有关联，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与其相关的历史。历史可以让曾经发生的人、事、物活起来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们看书，如果不了解历史，看的书就都是空洞的，都是不活的。就像世间人看佛教的书就看不进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佛教不了解，不知道佛教的人物，看什么都是陌生的。舍利弗，看名字，啥意思也不知道；目犍连，尤其像印度人的名字，跟我们中国人还不一样，而且还是翻译过来的。要是看原文，那就更难看了。还有些佛学概念，比如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都不知其义，包括与这些人物相关的事情也不了解，这样，对佛教的印象是建立不起来的。很多人即使天天到寺院见到佛像，也不会产生任何感想。但是学佛的人就不一样，无论在哪里见到佛像，都要去磕三个头。所以，当我们了解历史之后，这些历史中的人、事、物就会活起来。

比如我们到西安去朝拜祖庭，假如对那些寺院的历史不了解，人物不了解，可能到了也就东看一看，西看一看，既看不到历史，也看不到人物。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历史人物之后，看这个寺院就不一样了，感受完全不同。这个时候历史上发生过的人、事、物，一下子在心里就鲜活起来了，它就是有生命力的了，这些信息就会来到我们心中，加持力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生作用的。就像我们人一样，在有些人面前，会觉得他很普通；但是面对有些人，会觉得他们很伟大，就自然会生恭敬心。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很普通的时候，就不会有恭敬心，这个加持力就永远没有了。假若我们把佛都当成平常人，他的加持力再大我们也感受不到。历史人物是可以活起来的，怎么活呢？就是要了解他，了解他的历史。

所以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人，有学习了解历史的客观必要性。世间法如此，佛法也是如此。蒋维乔讲了一句话：“一切学问，均有学理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两种，于佛教何独不然？”就是说任何一种学问的研究，都涉及两方面，一个是理论的研究，一个是历史的研究，这两方面都具足，对这一门学问的了解，才算是比较完整、比较客观的。我们现在学佛法的人，教理方面比较强一点，但是历史方面就比较弱，这就需要弥补一下。

我们通过学习佛教史来了解历史。如果没有佛教史实，就没有集体的记忆和集体的精神，也就失去了佛法传承的力量，这是必然的。假若印度佛教史都没有了，佛陀的经历我们都不了解，那这个传承的力量就没有了，自然也就没有佛法信仰的普及与实践。我们之所以信仰佛教，还要去实践，依教奉行，就是因为它的历史是真实的。如果对历史不了解，像我们现代人对佛教很陌生，尤其对印度佛教更不了解，要让他们来信仰佛教，来依教奉行，就非常难，这就是缺失。佛教的兴衰跟历史也有关联，佛教史没有被重视，没有人去研究、推广、践行，佛教要兴盛就是非常难的。

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印光大师是民国时期净土宗的一位祖师，当时被弘一法师称为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。我们学净土宗的很多人也都在推崇印光大师，也知道灵岩山是印光大师晚年建立的净土道场。

所以，有历史可以做证据，就可以除疑增信，我们心中的疑问，通过历史可以化解。比如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玄奘大师，但是玄奘大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？我们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。《西游记》并不是真实的历史，我们要了解佛门内部的真实历史。现在国家拍的纪录片中，有关于玄奘法师的一个内容，这个片子就相对比较忠于历史，我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，对玄奘大师的了解就比较客观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位人物的崇仰之心、见贤思齐的心，就会生发出来。

所以，我们的道心，信仰之心，恭敬之心，必须是建立在对对方人格、道德、信仰、修证了解的基础之上。如果我们什么都不了解，信仰就无法生发出来。当我们有了历史作为证据的时候，疑问就会消除，信心就会增长，同时可以延续佛法。佛法代代流传，就是这么传下来的。包括我们讲历史，远的历史当然比较久远，几千年了，近的历史就是你身边的人物，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，它就是一个历史传承，有上一代人才会有下一代人，有下一代人才会再有下一代人，如果这个历史中断了，没有了，佛法就失传了。

我们遇到了几次大的破坏佛教的法难，佛教遭遇浩劫，寺院没有了，出家人没有了，整个僧团没有了。虽然后来宗教政策落实，佛教又开始兴盛起来，但是佛法的元气已经大伤，要想恢复起来就非常难了。佛法的传承是通过历史传承下来的，有了这个传承才会有力量，佛法才会延续，才能够自利利他。我们自己首先得到利益，才能够利益他人，才能让佛法在世间流传。所以，历史的学习是有必要性的。

所谓见贤思齐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祖师大德的行迹，我们虽然做不到，但是内心有一种向往之心，有一种求圣若渴的心态。

我们发菩提心，要承担如来家业，怎么承担呢？看一看古代祖师大德的传记，就可以励志，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志向。同时，我们每个人，生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，学佛的人，都是一个历史的继承者，不了解历史就没法来继承。我们虽然不了解，但还是在历史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。比如我们身为出家人，就是僧团的一分子，首先就在继承佛教几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一些东西。

我们现在来到寺院，像佛门的一些规矩、戒律、学习、生活，依然还传承了一部分下来，我们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继承者。在继承的过程当中，如果继承得好，就可以改变自我，改变历史。改变历史首先是改变自我，改变我们的身心行为，改变我们的内在信仰，改变我们的业力。所以历史并不是单纯的历史，历史要来到我们心中，可以改变自我，这样的历史就活了。

学传统文化的人，学孔子思想，如果学归学，课堂上讲的是一套，下来之后是另一套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学历史就是要把历史的力量、历史的经验、历史中的那些值得学习的内容，延续到自我内心中来。这样就可以改变自我，改变自我程度大的人就可以改变历史，就可以成为历史当中的一个人物了。当然，即使我们不想，但还是历史当中的一个人物，还是在传承历史，改变历史。

大的人物，像善导大师、玄奘大师这些人物，他们就可以改变外界历史，改变整个佛教历史。所以一人的兴盛，修行的境界高深，都可以带动佛法的兴盛。所以，佛教历史的贯穿是非常重要的。

明人事，就是通过历史的学习，如实地了知历史人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通过了解这些人物的真实状况，才会对这些人物建立真实的认识，这些人才是活的。

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譬如看画，不是专业的人看画，会认为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普通的、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看敦煌石窟，看天人，飞天画得很好看，但是画在石壁上有什么意义呢，觉得它的价值并不大，因为这些人不懂艺术。但是懂艺术的人一看，这个是无价之宝，就会从里面看到细节的问题。

法宝寺旁边有一千多年的造像、摩崖石刻。有很多人说，这些石头都破了，有啥意义嘛？甚至有些人还不想去看，觉得看到这些残破的石头，心里面很难受，这就是各人的感受不同。但是了解它的价值、艺术、内涵的人来看，就不一样了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也不了解这些雕刻到底是些什么内容。前一段时间省里面有一个搞考古研究的人来考察，我顺便在他旁边取经，请教一下。我说你知道这个是刻的什么？他说这是文殊菩萨跟维摩诘居士两个人的对话场景。这一下我就很吃惊了，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，我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说你看，这个布局，这个是维摩诘居士，这个是文殊菩萨，两个人是对坐的，这个造型结构在历史上，相同的时代是一样的。这一看，那些造像的价值一下子就升高起来了。

当我们不了解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石头已经破烂了，没有什么造型，没有什么价值了；而当我们了解它的意义的时候，就突然发现它很有价值，它就活起来了，就是真的，这就是历史。

历史里面有内涵，历史不光是一块石头，它在表法，这就是佛门讲的借事表法，它把佛法通过艺术、通过雕刻传递出来。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，他们想尽办法，把深奥的经典理论，通过人物、造像、艺术表现出来，这就是最直观的一种表达方法。

像我们现在的人不喜欢看文字，就喜欢看电视电影，其实古代的电视电影就是这些艺术作品，它就让人仰观，直接感受到佛法的这种殊胜价值。当我们了解历史人物之后，就可以知道这些历史人物，他们的学修经历、人事真相，祖师们的一生通过历史反映出来，我们不了解历史，就等于无法了解祖师。我们了解了祖师的真相之后，也就善于观察时节因缘的变化。

比如善导大师，他是山东人，有人说他出家在山东，有人说在安徽，我感觉他应该是山东的，因为他出家也在山东，从古人来讲呢，他出生在山东，在山东出家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。他后来到了西安，在西安自己修《观经》，证得观佛三昧；后来到山西玄中寺请法，然后又回到西安。对这些历史如果一点都不了解，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思想传承过程，了解之后，就知道他的思想是怎么来的，他的整个学修经历就很真实了。这样也可以增信除疑，善解人事，善于理解人事问题。现在的人对人事问题理解不够，通过看历史就能够知道人事因缘的变化。

玄奘大师的历史，我以前也不是很了解，因为查资料、写东西，有段时间就发现一个问题。看了玄奘大师的历史，就很明显地感受到，玄奘大师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玄奘大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地位很高，但是他一生中都有一点点郁闷。从某种角度讲，就是他想独立翻译经典都没有办法，想离开西安，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建立一个翻译的团队都做不到。他取经回来之后李世民就把他留在身边，要么劝他还俗，要么就劝他待在西安，不能离开，要辅佐朝政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皇帝也想跟他接触、请教。玄奘大师多次要求单独找一个清净的地方翻译佛经，皇帝都没有同意。

玄奘大师到晚年的时候，看历史记载，走得是不太好，他晚年的命运让人有点心酸感。我们了解他的经历之后，才会感受到人事的因缘变化，人事不得已。现在有些不知轻重的人，讲话口气挺大的，看过历史之后就知道，做一件事情不容易，修行人不容易，即使修行再好的人，他在那种历史背景下，有些事情他超越不了。佛门中的人，生在任何一个时代，都跟外部人事因缘有密切的关联。越了解历史，就越知道这些人事因缘的变化，处事为人也就改变了。

玄奘大师怎么处理这些问题？再举几个例子，他出去到印度求法，是私逃的，在当时是犯了国法的，犯国法是要杀头的。他十几年后取经回来的时候，走到现在的甘肃一带，就停下来了，给皇帝李世民写了一封信，写信的目的就是报告我回来了，然后先说明我是逃出去的，现在回来了。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呢？实际上就是在试探李世民的态度，看李世民是要杀他还是要留他，因为他是犯国法出去的。李世民就给他回信，欢迎他回来。李世民把朝廷大臣，整个西安城的人，都组织起来热烈地欢迎他。庞大的队伍在西安城迎请玄奘大师回来。玄奘大师得到回复之后，才敢放心地回来。

这就反映出他处理人事的一个心态、认知。我们处理问题，从古人的身上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当然也不能仅仅看历史，还要看到他的用心，他面对人事问题的一种谨慎态度，就可以避免空洞无知。现在的人如果对历史不了解，很多人是无知的。谨慎还可以避免个人的臆想，避免严肃的过失。对个人来讲，最起码语言上不会有过失。如果我们知道历史的状况，在给别人、给信众讲说佛法的时候，就不会有太大的过失。

如果我们对历史都不了解，一讲话就出错。当我们对人事不了解，相应地可能在讲作者的著作、经历、甚至教理时，多多少少就会有些隐晦的地方，就看不清楚。包括我们看书，有些字是代表了人事的，甚至代表了当时背景当中的一个客观现象，如果不了解这些现象，看很多古书就非常难。我们现在为什么看古书看不懂？除了文字的原因，还有很多历史的原因，就是不了解当时的背景。

看历史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可以反映人事变化、得失功过、兴衰更替等。这是世间人都知道的，历史反映了人事的变化，朝代的兴衰、更替等等。像中国历史，不断地在演变，朝代更替不断，为什么会兴，为什么会衰？这里面就涉及相关的人事问题。

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，可以长见识，这是学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通过历史这面镜子，我们可以知道人事兴衰、国家兴衰乃至文化兴衰，甚至佛教兴衰。佛教也不例外，明白佛教发展的历史，可以知道佛法的兴衰与人事因缘密切相关，因而扩充见识、善观因缘、巧应时机，找寻佛教中兴之道。

对佛教历史了解的人，就知道怎么兴盛佛法，兴隆佛法了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很难兴隆佛法？就是对佛教教理了解不深，对佛教历史了解不多。大家看佛教的发展就知道，正法时代佛陀在世，佛陀的大弟子们都是圣人。佛陀在世，创造历史、改变历史，延续历史。

佛陀走了之后，印度佛教开始发生变化，说明人的重要性。佛陀一个人就可以把佛教兴盛起来，他一个人就可以带动千万人。佛教后来传到中国，乃至传向世界，从根本上讲，这个力量还是来自佛陀。是法的力量、佛的力量，让佛法延续相传。

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僧团。佛陀的肉身虽然不在了，化身没有了，但是他的精神力量还在，他冥冥之中还在加持。佛陀曾经讲过，真正修道的人，可以忧道不忧贫。只要是真正求道的人，到了末法时代，不用担心衣食问题，佛陀的力量都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。现在很多人担心没吃的，其实只要我们安心念佛、安心修道，绝对有吃的，不用担心。

佛陀本身的寿命是100岁，但是他80岁就离开人世了。为什么呢？经典里面有讲，原文我没看到过，但是看到祖师憨山大师讲过，这20年的福报，就留给了后来所有的修行人。

我们都是被佛养着的，只要在修道，什么都不干，都有饭吃。如果不修道的话，就不能保证了。所以出家人是忧道不忧贫，谋道不谋食。出家人要谋道，出家是为道而来的，不是为衣食来的。只要我们真心求道，就自然有龙天护法、有三宝的加持，不用担忧衣食问题，即使吃得差一点也有吃的。

我们通过历史就了解知道人的影响力，佛门里面影响最大的是人的因素，有人就能弘法。所谓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我们看佛教的兴衰也是一样的，一个时代有一个伟大的佛教人物出来，佛教就会兴盛。像玄奘大师，兴盛唯识宗，翻译佛经，对佛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善导大师，虽然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影响，但是他对净土宗的影响就很大，传承了净土宗的法脉，开创净土宗，当然有前面的传承关系。了解传承关系，了解这一个人的成就，就知道佛法的兴衰，是人的因缘促成的。这个人一走，法运就开始衰微了。了解人事因缘变化，就知道佛法的兴衰关系。

大家看道安大师早期关注戒律，早期佛教僧团没有规矩，后来有了戒律，其实也没有兴盛起来，只是相对好一点，后来形成丛林制度。丛林制度是对戒律的一个弥补，戒律有些很难持守，印度的戒律跟我们中国的环境有一点落差，环境因缘不一样，所以在中国丛林制度兴起。丛林制度到现在又开始衰微，所以佛教又很散，这就是跟制度的兴衰有关联。

佛教的兴衰，我们从两方面来简单说明一下。佛教什么时候兴盛？什么时候衰微？跟哪些因素有关联？你了解这些之后，就知道怎么去回避一些问题，去认识一些问题，相对会比较客观、理智。

从内部来讲，佛教的兴衰，首先跟戒律的持守、教理的研习、人才的有无、佛教的形象，有密切关联。戒律守得好的，相对而言佛教会兴盛。因为我们世间人，看得到的就是外在形象，你很规矩、很本分，是守戒的人，那肯定世间人会比较尊重。包括几次大的法难，皇帝要破坏佛法，都要找借口、找理由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地破坏佛法。其中的理由，就是看到有些出家人不守规矩，影响佛教形象，这样的人要把他淘汰掉，这就招来法难了。当然有些法难不是全部的，它是局部的，就是针对这种不守规矩的人。

其次是教理研习。教理研习比较发达的时候，佛教就很兴盛，很多文人、士大夫都会来关注佛教。像隋唐时期宗派兴盛，佛教兴盛，教理也很发达，不但对佛教推动起了重要作用，甚至影响到世间文人、士大夫。这是非常明显的。

目前佛门中研究教理的人很少，现在佛教衰微，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理论不彰显，大家都不知道教理，大家都不了解佛教。佛门中人研究得少，世俗中人接触得也少，整个文化氛围都没有了，所以佛教衰微很正常。

佛法为什么分为正法时代、像法时代、末法时代？不是佛法本身造成的，是佛法留存下来的遗产我们继承不了，后人没有能力把佛法的宝贵资料完整地彰显出来。比如《大藏经》还在，但是懂《大藏经》的人很难找，甚至尊重《大藏经》的人都不多了。

第三，人才的有无，这是核心的、最重要的。教理研究起来了，当然就有人才了，之所以没有人才，就是因为教理不发达，戒律持守比较松弛。如果其他都有了，人才自然就有了，人才是靠培养出来的。古代出家人一生都会严格要求自我，现在的人在这方面与古人的差距非常大。按道理现代人学习佛法的条件比古人好，物质条件好，信息发达，资料充实，学修的空间也有，但是现代人成就远远不如古人，这就是在前面的教理研习、戒律受持方面缺少用心，这样人才就缺少了。人才一缺少，整个佛教就垮下来了，佛教的兴衰跟人才有必然的关联。

第四，就是佛教的整体形象，佛教形象正面，当然就会兴盛；佛教形象负面，就会衰败。现在的人对佛教的印象就非常不好，一讲起佛教就是商业化、世俗化，一谈起佛教来，就没有好感。佛教的整体形象都这样，它怎么兴盛得起来？大家都没有恭敬心，不愿意接受佛法，甚至不来修学佛法，佛法就没办法兴盛。我们了解这些经历之后，就知道佛法的兴衰跟佛教自身有密切的关联，这是从内部来讲，叫内护。

第五，从外部来看，佛法的兴衰也由很多外部因素决定。一个是外道的影响，像印度当时，释迦佛出世，有九十六种外道，佛陀一个人可以抵挡九十六种外道，他可以跟外道辩论。印度人比较喜欢辩论，像无遮大会，外道、佛教，所有的派系都可以参与辩论。在中国，早期儒释道三家也有辩论。辩论中，佛教基本都是胜的，道家都辩不过佛家，无论是理论上，还是神通感应上，都不如佛家人士，这样佛教得以很快兴盛起来。很多东西是通过对比，才能够显示其价值的。

当佛法受外道影响的时候，佛法就会衰微。大家看历史事件可以看到，皇帝有些偏向于道家或者儒家，那么佛法就会降低位置，有些时候就会招来法难。因为皇帝喜欢道家，不喜欢佛家，一看到出家人，烦恼就来了。这样就会导致第二个问题——政治干预，这是对佛教最大的干扰。中国佛教历史上几次大的法难，都是由于政治干预，是国家对整个佛教的破坏。

为什么要破坏？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，就是经济问题。佛门获得的利益多，经济上富有，导致世间人的嫉妒。世间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比如战乱年代、饥荒年代、经济困难的时期，就会想到佛门有资产，就开始打佛门的主意。所以佛门虽然身在世外，不参与世间的政事，但是佛教在这个世间，它没有办法完全独立，会受世间的影响，它内部有些问题也会受到外部的关注。

第六，就是大众的好恶，这就是众生的善根问题了。众生对佛教的印象有两种——喜欢还是厌恶。古代中国人普遍都会对佛教有尊重之心，现代人基本上都没有恭敬之心，这种好恶之心就决定了佛教能不能兴盛。不过现在的人因为对文化的尊重，又好一点。还有一点，就是佛教正面的形象，大家有所认识。如果大众对佛教没有正面的信仰，那整个佛教要兴盛几乎就不可能。

最后，就是时节因缘、共业，整个时代的共业决定了佛法的兴衰。当然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多，可以作为专题去研究。佛法的兴衰跟什么因缘有关系？大家在总结印度佛教史的时候，有人就专门谈到关于佛法的兴衰问题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可以把历史上的一些典型事件收集起来，作一个研究比较。这个资料，其实我们出家人可以去做一下研究，因为这个跟佛教有密切的关联。佛教的命运，其实很多时候是靠出家人来改变的。

大家看经典学教理，当然是为了明理，但是不学历史，对事相的了解就有限。理和事怎么结合，怎么运用？像很多人理论上懂得很多了，但还是不知道怎么修行，怎么做人，就是因为把理和事分割了，人和法没有办法完全结合。通过读历史，通过了解历史人物，了解一些历史事件，就可以明白事理。因为理论是相同的，而人事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在落实这些理论的时候也会不一样。像戒律，戒律是佛定的，也没有人去改变它，但是戒律在中国的传承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丛林制度，这就是明显的变化。为什么祖师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方法？这个就要明白事理了，它肯定是有因缘的。因缘不同，很多事情就会发生变化。

纵观历史，可以将理论与人事相结合，以观时节因缘的不同。我们学习理事相融之道，就善于运用权实相济之道。通过了解历史，可以把法义、理论和现实世间结合起来。比如我们现在在学习善导大师思想，这个法大家都认可，但是在弘法利生当中怎么与现实世间结合，就非常重要了；如果处理不好，一大堆问题就都来了。这就是理事的融合问题了，也就是法和人事的结合问题。怎么让佛法在世间传承下去、流通下去，让大众接受，这是每个弘法者都要思考的问题，包括佛法在个人生活当中怎么落实，也是一个问题。念佛往生，大家都知道好，都能安心，都知道平生业成，我现在就决定往生了，无忧无虑了。但是面对世间人事烦恼的时候，依然解决不了。

祖师讲到，“得病患偏乐”，我们得病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高兴？一点都不高兴！然后我们学净土法门，知道念一声佛，可以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但很多人觉得，我业障还这么重，这一句话到底对不对啊？就开始怀疑了。这就是理和事、人和法的融合问题。如果融合不好，依然还会有很多问题。

怎么来学这一点呢？我们就看古人是怎么做的，他们学了佛法之后有什么表现，怎样把世间事情跟佛法合为一体。每个人各有因缘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修学佛法、体悟佛法，学习古人，可以避免我们自己一生处事的偏见、过失。但有些人执着于理论，而忽略事相，就会形成偏见，固执己见。《中国佛教史》里面蒋维乔讲过一段话：

研求教理，若有历史为依据，则所得结果，必益精确。是则历史之研究，实足为教理之辅助，岂可忽哉？

作为研究教理的人，有了历史的依据作为辅助，我们的理论就会更精确。否则，我们认识的理论，可能就是一个大概的框架，是一个含糊的概念，很多不精细。学了历史之后，我们对教理的认知就比较准确了。

比如我们了解善导大师思想，了解它的背景、经历、传承，这样对它的整个过程就很清晰了。包括对它的有些文字背景，比如讲到韦提希夫人是凡夫，而且一定要去辩论她的身份，为什么要去辨别她是凡夫之身呢？大师会引用经典来说明，再把其他祖师的观点拿来对比，这就是当时的背景。我们了解这些背景之后，再来理解这些话，就很有分量了。善导大师在那个时代，写《观经四帖疏》这本书的时候，就将当时这一派的观点、那一派的观点都融合在一起了。

有人问，是先学习历史，还是先学教理？二者没有先后的问题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安排。如果从初学佛的人来讲，先知道一点历史，可能有助于进入佛门。因为让他先学理论，他信仰都没有，凭什么来学理论呢？可以先让他了解佛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，先了解某某祖师，他才会生起信仰，然后再来研究理论。

当然，也有些人可能已经走到信仰中了，已经关注生死问题，关注烦恼问题了，那么他只关心自己的烦恼问题，现在烦恼来了，解决不了，你跟他讲历史，可能他就没兴趣了。这时他就需要教理、理论认知，他要对人生有一个认识。每个人可能角度不同，但无论处在哪一个状态，学教理的人，都可以适当了解历史；关注历史的人，慢慢地也要过渡到教理。

这就是时间观念——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。我们看释迦佛讲佛教史的时候，佛的历史观非常长远，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；从娑婆世界到他方世界；从一佛到十方诸佛，从一方到十方。佛教史非常广大！那么我们看历史呢，其实历史，它也就是过去的现在，现在到明天来看就成了过去了，那么未来到了之后，它就成了现在，其实没有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是相对的。

历史就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。像昨天的事，我们经历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历史，我们要回顾历史。民国的倓虚大师有一本书叫《影尘回忆录》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历史，我们的昨天就成了历史。历史真不真实呢？很真实啊！我们昨天犯的错误，今天回顾一下：昨天好像讲话不对劲啊，我们就可以反观历史了，就可以为今天的做人重新定调，明天该怎么去做就明了了。

历史不是分割的，它是可以延续的，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过去来观照现在。当然，我们个人的历史是小范围的，整个佛教史是一个大范围。了解佛教史的过去，就可以来观察我们现在的因缘，可以思考佛教未来的路线，当然也可以思考我们个人的事情。比如我们学净土法门的人，了解了净土宗祖师的经历，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学习了。

善导大师为了求法，跑到山西玄中寺亲近道绰大师，说明善知识的重要。他这么厉害的人，可以证得念佛三昧了还去求法，千辛万苦，求法之后回来，开始弘法利生，著书立说。这就是我们学习当中，可以去思考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。

虽然历史有差异，因缘不同，时节不同，比如有些是过去、有些是现在、有些是未来的事，但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它的理论是一样的。任何时代发生的人事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借鉴、都可以学习。因缘有变，至理恒常。理论是一样的，因缘在变化，这就是理和事的问题。

所以，我们可以以古鉴今，以今观来。我们现在做人处事的一些方法可以从古代的历史中借鉴，然后可以用现代来观照未来。三际通观，善应时事，承传佛法——我们通过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这样一个通观，就可以善于应对时节因缘、人事问题，可以传承佛法。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人都不一样，我们周边的人是什么人？如果都是知识分子，那就要用知识分子的方式去对待他们；如果都是老太婆，就要用老太婆接受的方法，去跟她们弘法，这就是人事因缘变化。

净土宗的祖师善导大师，他著书立说，开宗立派。少康大师呢，他就没有一本著作，有一本《祖师传》都是两个人合编的，他一生弘法就提倡念佛，拿钱给人家，劝人念佛，用钱的方式来吸引人念佛，这就是他的因缘，他以一种特殊方式弘法。他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弘法呢？其实看他的背景，应该跟他的环境有关，他在浙江很普通的一个乡下，现在都还是比较偏的地方，在农村乡下去劝人念佛，讲理论有用吗？

善导大师在长安重镇，那里都是高僧大德、人才聚集的地方，如果他去叫人家老实念佛，拿钱劝人念佛，那个时候推行得了吗？长安的人恐怕不会看重那一点钱。每一个时代因缘，就决定了弘法方式可能会有所变化。通过了解历史，我们就会寻找到相应的一些应对人事的方法。

要了解佛教史，最终就是要掌握一个学习方法。通过前面对佛教史的大致了解，从早期佛陀史到佛教史，整体来看佛教史的内容非常多，我们普通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完全了解。不光是史料多，而且涉及面广，内容庞大，这就是要了解佛教史非常难的地方。

佛陀一个人的历史，涉及的内容就已经够难了解了。佛教的经典那么多，我们不讲史，单纯讲经典，《大藏经》那么多，现代人整体阅过藏的人都很少，可能一个时代仅有那么一两个人。

南怀瑾，大家知道，是阅过藏的。他在峨眉山进修闭关三年，专门阅藏。太虚大师阅过藏，不过太虚大师不是全阅，好像就是阅了《大般若经》。印光大师是阅过藏的。

佛教有这么多历史，人物、事件、内容，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全面地了解佛教史，包括我们前面通过佛教史的十一个分类，可以知道，很多人在某些方面几乎从来没涉猎，当然确实也很难涉猎。

还有，从学佛的角度讲，佛教史也不是我们学修的重点，从知识面讲，它可能需要了解，但它不是重点，主要还是学习教理。当然，佛教史当中也有教理史，所以其中的某些部分是需要学习的。

我们个人怎么来学习呢？只能依所学进行选择性的学习，就是根据个人学修的主体去选择。比如学净土宗的，就选择跟净土宗有关的历史，这个必须要了解，还有一些通用历史。像学禅宗的，他就不会来了解净土宗的历史了，他就只看禅宗的历史。学密宗的，他就会去关注密宗的历史。这就是每一个人学习的选择、偏向、取向。

学习方法的第一点，就是要知道主、次，即主要的和次要的。主次怎么来区分呢？因为地域和每个人学习的内容不同，学史自然就有主次，要依个人的学修范围、深浅，决定主次。这没有哪个人来从外部加以规定，就是依个人学习的范围和学习的深浅来决定。

比如我们学善导大师思想的人，就算你学得浅一点，最起码你要了解善导大师的经历。比如我们学净土宗的，善导大师就是一个重点，你要了解。昙鸾祖师、道绰大师也需要了解，龙树菩萨、天亲菩萨也需要了解。这五位祖师就是重点了。如果你学得浅，你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，反正知道一点点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但是你多少要知道一点。这是由个人学修范围决定的。

因为个人学修的范围不同，轻重、深浅不同，所以你在学史的时候可以做选择。就地域而论，以中国、印度为主。从地域的角度讲，因为印度是佛教的源头，要了解佛教，肯定先要了解印度佛教史。至于说是不是全面了解，可以重点性地了解，这个后面会说明。

除了印度之外，就是中国了，中国是我们本土，中国佛教史要知道一些。如果从了解的方向来讲，中国佛教史应该是重点，因为我们生在中国，对本国的佛教历史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

印度佛教也适当地要知道一些。尤其是佛陀，佛陀大弟子，还有历史上主要的祖师，像龙树菩萨、天亲菩萨、马鸣菩萨，是跟净土有关联的，可以适当了解。

就内容来论，以人物、教理为主。在学史当中去了解人物、了解教理，这个是根本。跟教理有关的这些祖师大德要了解，其他就是次要的。

依个人的学修论，正学为主，其余次之。正学就是你主学的，比如我们学净土宗的，净土宗这一块是主学、正学的。净土宗当中又是依据善导大师的，那善导大师就是重点，其余的可以次要一点。净土宗有十三位祖师，那你重点要了解善导大师，其他的你可以选择性地了解。

比如你想知道一点印光大师，那就找印光大师的历史、个人经历了解一下。净土宗比较重要的几位祖师，可以了解一下，这样可以对你的知识面，做一个大概的选择、补充。这是从主、次的角度来选择。

研究佛教，尤其是研究佛教史，对人的要求就远远高于研究世间的历史，因为佛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。研究世间的历史，把资料找齐了，分析一下结论就可以了。但是研究佛教史就涉及信仰的问题，没有信仰的人，连三世因果都不敢接受。有很多人一方面在研究佛教的历史、教理，三世因果他也会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有三世因果；他也会讲佛的很多神通感应故事，但是他不相信佛有神通，他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佛教人士神化了佛陀。

为什么对研究佛教史的人要求很高呢？因为佛教超越知识、认知、经验，涉及信仰、智慧、过去的善根等很多个人的因素，一个人有没有信仰，就决定了他研究佛教史的态度。没有信仰的人，态度不是很端正，会抱着偏见来看问题。有信仰的人就很认真、很严谨，生怕一句话讲错了有辱佛门。其实人的态度非常重要，出家人的素质也可以从态度中反映出来，信仰的深浅，就关系到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情况。

对佛教非常了解的人，必然对三宝非常恭敬，丝毫不敢怠慢。有信仰的人，在智慧方面就比较注重，他知道佛教的智慧高深，研究者就会根据个人的研究深浅，客观地、如实地下一个结论，不像世间很多人会轻易地下结论。

从佛教的角度讲，只有通古今三世、通人心所想的圣人，才能够如实地呈现历史。这是从完整、从高的标准来看，人要有神通，才能通古今三世。像佛陀来讲历史，他就不会讲错，他不需要查资料。祖师大德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前世，以及后世多少年要出什么灾难问题，都能够预知，这就是有神通的人。有因果观念、懂得教理的人对历史的定义，可以从个人的能力上去下结论，当然，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，最大的圣人就是佛陀。

佛陀是最擅长讲史、最能讲史的人物。佛陀讲史不会出偏差，讲法藏比丘五劫思惟、兆载永劫修行，然后成佛十劫，这个时间概念就很清晰。因此，佛教史严格讲只有佛陀才能够如是而说，我们对普通的佛教史都要有选择、有取舍。

我们学佛教史，不能对历史的准确性以及相关研究者有过高的要求。佛教史的书籍看着好像有点问题，这很正常，要求过高也做不到。

我们怎么来选择呢？要依据佛法义理。我们学佛是以理论为标准，比如人物记错了、年代讲错了，这些错误不影响人的法身慧命；但是如果理论讲错了，问题就严重了。

世间人的历史观跟佛门是有差异的，所以我们要以佛教内部通用的说法为主。研究人物史的学术界人士，对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是非常认可、推崇的，他们认为玄奘大师翻译佛经的准确性是最高的，直译和义译都达到了圆满的境界，他是直译、义译兼顾的。但是佛门内部反而不是这样的，佛门内部更认可鸠摩罗什的翻译。

我们平常看的佛教流通经典，绝大部分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。玄奘大师翻译的经典，除了《心经》流行之外，其他都很少流通。《阿弥陀经》有鸠摩罗什翻译的，也有玄奘大师翻译的，但是大家都是取鸠摩罗什翻译的。而且在唯识宗中还有一个怪现象：唯识宗里面的人，他们注解经典的时候，都选鸠摩罗什的译本，按道理说，他们应该更尊重玄奘大师的译本。窥基大师注解的《阿弥陀经》，选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。我们了解历史之后，才知道这些问题，如果不了解历史，就无法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因素。

所以，我们对佛教历史，要用佛教内部的一种说法，比如现在佛陀的历史，就用大家共同的一种说法，这样在字面上就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议。如果大家都主张现在是佛历2564年（此导读讲于2021年），个别人提出一个新观点，想占主流，那就不太可能。这就决定了我们学历史的时候，要善于观得失，善于取舍，要知道它的长处和不足。

我们看佛教史的资料要会看，有些观点明显有问题，或者有些是作者个人的观点，那就要取舍，这就是取舍问题了。同时，世间人研究佛教史，重点不在教理，重点在陈述一些资料，并不是要清晰地指明一个方向。基本上，很多研究历史的人，都是把大量的资料堆积起来，有些资料没什么意义，但是写书的人会把它整理出来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线索、历史资料大概了解一下。重点的地方，自己就要善于取舍。

如何取舍呢？以下从六个方面说明一下。

第一点，取有益，舍无意义的。学佛、学世间知识都是一样的，有益的，印象就会深刻；没有多大利益的，那就可以忽略不计。

第二点，取顺理，舍背理。取顺理就是取顺佛教理论的，如果是学者的观点，不顺于佛教理论的，就可以舍弃。

第三点，取大体，舍小节。取大体就是取它的总体思路、大概方向。比如我们要了解释迦佛的历史，只要大方向、大思路给理出来了就可以了，某些细节上有问题，不完整、有偏差，这些都不影响。

佛教史里面很多东西有问题，比较繁琐，方向也不明朗，甚至对佛教还有不恭敬、不尊重，我们看这些书就毫无兴趣。但有些地方还是值得了解一下，因为只有世间搞学问的人，才会不厌其烦地对一些历史事件、人物背景做梳理，我们就可以很快了解一些历史背景，就取大体，取可取的地方。

第四点，取正面，舍负面。有用的我们就取，没有用的就舍。正确的就取，错误的就舍。

第五点，取简要，舍繁杂。简要就是主体思路、重点的地方。繁杂的、引用过多的地方，就需要舍弃。

比如讲“如是我闻”，就会引用很多观点来讲，当然有些观点是必须知道的；但是有些观点可能只是代表历史上存在的一种说法。我们再看这样的书，就要有取舍，简要的地方、根本的地方，可以借用过来；其他枝节问题，都可以不看。

国外的一些书引用的资料就很繁杂，中国祖师就好一点，中国祖师著书，这方面的问题不太明显。他最多引用几句关键的话、重点的话，不会在文字上做过多的堆积。中国古人写书都非常简略，这个可能跟中国人的思维能力、喜欢抓问题要点有关系。

第六点，取公认，舍私见。公认的说法是大家尊重的，即使这个说法错了，大家都认错了，将错就错了，只要大家都能接受就行。当然，私下个人主张，也可以表明自己的观点，但是相对来说，要以公开的、大家认可的说法为准。

要舍弃私见，这里“私见”就是作者本人的意见。有些作者会有自己的观点，可取的、可以参考的，我们觉得比较准确，当然可以借用。但是公认的和私见两者怎么平衡？要看是什么场所。我们如果公开对外，最好还是以公开认可的为准。不然的话，是非、争执就起来了。佛门有很多是非，就是细节问题引起的纷争。

我大致就学习的方法简单说明了一下，具体怎么学，还是根据个人的需要，喜欢学什么就自己找相关的资料。现在佛教史方面的书籍还是挺多的，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有选择性地看一看。比如《净土宗通史》，学净土宗的人应该看一看，里面有善导大师一系的，也有其他的。善导大师这一系的可以全面地了解一下；其他系的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一部分了解。

我们现在在系统学习，首先要建立一套资料体系，并不是每个资料都要学得很精深，但至少要大概知道一些范围。